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纽约会议）开幕词

　　2005年11月14日

　　全球文明推进组织 主席

　　全球文明第一届、第二届世界大会 主席 章韶华

各位代表，各位嘉宾：

　　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经过紧张的筹备，如期召开了。我代表大会筹委会，代表本次大会主席团，向诸位代表和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球，文明，世界，大会，这四个单词的整合，已经证明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是一项高尚而伟大的事业，同时，它也饱含着在座的诸位对于人类历史的沉思、对于人类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的追求。

　　距今五千年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氏族世界”里；三百年之前，一直生活在“国家世界”里；一百多年之前，一直生活在“国家间世界”里；而进入新千年新世纪的人类，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秘书长千年报告》中所说，已经生活在“全球世界”之中。他还说：“有效地应对这一转变，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面对的核心挑战。”

　　如果我们把思想的镜头推进到人类进化史，还会得出一种更为深刻的认识：全球世界的形成，乃是一个与人类的诞生有着同等意义的重大地球事件。人类的诞生，标志着我们成了“人”，成了一个全新质、高性能的地球物种；而全球世界的形成，则标志着21世纪的我们正在成为完整意义上的“人类”，标志着我们60多亿人已经发育成了地球上唯一一种具有“社会一体性质”的物种。一句话，全球世界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已经从四百多万年来的“群体性动物”，转向了真正体现人类日趋一体化的本质、逐步道德化的特征这样一种“类体性地球生物”。

　　那么，什么是全球世界呢？所谓全球世界，就是地球上所有的国家、民族和个体都处在环境共用、生活共体、信息共时、科技共振、思想共融、成果共享的同一种生存系统之中。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每个人的各个方面都在越来越具有全球性。各种国际联盟、互联网否定了僵硬的国界，使人类成了一家人；纵横密布的航海航空、铁路公路网络，使太阳系中的这颗星球变成了地球村。先进的、落后的、偏远的社区乡村，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男女老少，基督的子民、真主的信徒、佛祖的僧侣，无论自觉不自觉，也无论情愿不情愿，全都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地聚集到了同一种生存体系里、生活在了同一个时空束系中。总之，全球时代的到来，从根本上变乱了近万年来所形成的铜墙铁壁似的地界、国界、教派、党派。在这样的时代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道德、宗教、教育、体育等等领域，都在加速度地全球化。

　　道理已经很清楚，作为人类一体化进程的开始阶段的全球化，本身就已经说明，人类已经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这种全球化，不可能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不可能是东方主导的全球化，不可能是欧亚非交汇处的、也就是中部地区主导的全球化。同样，作为迅速全球化着的21世纪，也不可能是西方的世纪、东方的世纪、中部的世纪，更不可能是由欧洲、由亚洲，或者由美国、英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埃及、伊朗等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来主宰的世纪。恰恰相反，21世纪只能是全体人类的世纪，只能是全世界各民族、60 多亿个体共同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的世纪；特别要指出的是，全球时代的人类一体性，也决定了 21 世纪必须是和平发展的世纪、平等发展的世纪、互为发展的世纪。总之，无论从人类整体进化的趋势上讲，还是从现实生活的单个领域上看，全球时代已经把人类推到了要么一起退回野蛮、要么共同走向文明，要么共同繁荣、要么一起毁灭的重要历史关口。这是人类自诞生以来遇到的第一次整体生死抉择期。

　　处于这样一个人类从未出现过的重大转折期，面对迅速发育着的全球时代，美国向何处去，俄罗斯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印度向何处去，已经不再取决于这些国家自身；西方向何处去，东方向何处去，中东向何处去，非洲向何处去，欧洲向何处去，也不可能再由这些地区独自作主。换句话说，各个国家的前途，各个地区的前途，已经整合为全人类的前途，最终都要取决于人类向何处去。

　　那么，全球时代要求人类向何处去呢？对于这样一个重大课题，我们必须思考，我们必须协商，我们必须决定，我们必须解决。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从1997年开始，用了二年多的时间，一面接连访问了十多个国家，一面邀请许多国家的著名学者和宗教人士来到中国，随后即与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伊朗、澳大利亚、印度、罗马尼亚、新加坡等国的学者联合起来，于 1999 年在澳大利亚这个倡导“多元文化并存”的美丽国家，创办了“全球文明推进组织”（OPGC）；考虑到工作的便利和OPGC的工作特点，2005年也就是今年，我们又把OPGC的总部迁到了联合国和众多国际组织的所在地――美国纽约。

　　人类向何处去？在本质上是说人类积累了几万年的文明向何处去；而人类的文明向何处去，在本质上又表现为，在全球时代条件下如何处理各本土文明之间以及本土文明与全球时代的关系。这时我们发现，任何本土文明都有两大特点：一是任何一种本土文明对本土都具有充分的自洽性、自足性、自尊性却又属于同一个人类的文明，二是对其它文明又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排他性、单极性、偏激性却又希望尽快融入世界文明体系。秉有如此特征的本土文明，若要进入全球世界、进行全方位交往，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样那样、或强或弱的冲突，而本土性文明与全球性文明之间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的相通。

　　因此，如何应对本土文明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如何让本土文明适应全球时代？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如何用一种合乎全球时代要求的方式沟通本土文明、协调本土文明、提升本土文明。这个问题，构成了21世纪所有重大问题的共同根源。正是在深入思考这类问题时，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任何一种本土文明，无论自身具有怎样的特性，无论彼此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但它们归根道底都是同一个人类的文明，它们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同一种人性、表达着同一个人类的相同追求。这样一来，我们就找到了本土文明的共性。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又得出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种黑白黄棕不同人种共同为人的相同人性、各种本土文明共同为人类文明的相同文明，一句话，这种人所以为人、文明所以为文明的共性，正是不同地区不同肤色的人种及其本土文明得以滋生、赖以发展的终极根源、本质所在。这也就是说，这种揭示了本土文明共性、体现了人类共性的文明精神，正是处于全球时代的各本土文明共同寻找的东西，我把这种新的文明素质界定为“全球文明”。

　　那么，如何表述这种具有全球性的文明思想呢？经过长期的思索，我把它表述为“由（西方的）万物共一、（东方的）人类共一、（中部的）众神共一、（现代的）物人神共一组成的全球文明”。思想上清楚了，任务也就明确了： OPGC 必须把这种认识形成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把这种理论告诉全世界。于是，历时 2年、经过上千次修改的《全球文明宣言》，就这样诞生了。基于同样的认识，OPGC 又于新世纪新千年的第一年——2001年 7月，在澳大利亚悉尼市希尔顿饭店，召开了全球文明第一届世界大会。这是一次从总体上、从理论上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会议，大会以一票反对、两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顺利通过了这部以万物共一、人类共一、众神共一、物人神共一这“四个共一”为基本框架的《全球文明宣言》。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抓住这种文明共性就能进入各个本土文明内里、发现本土文明中可以造福于全人类的精华部分，而这就是沟通；不同文明一旦发现了沟通的牢固桥梁、相同的文明根源、共有的文明本质，就会彼此理解对方的特色、吸收对方的营养，就会尽弃前嫌、化解仇恨、求同存异、共创未来。

　　人类向何处去？不能满足于学术的分析、理论的回答，更重要的是要把这种全球文明理论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那么，社会现实的要害处、关鍵点是什么呢？是政治；政治的实质是什么？是国家；国家的中心是什么？是政府；政府的任务是什么？是处理同一政府内不同派别之间、不同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如何从政治上法律上军事上――总之是从政府的层面上回答人类向何处去，如何启发人类在全球时代寻找自己管理自己的新模式，如何顺应全球时代潮流让世界各民族在精神上、生活上和感情上团结起来，如何让全体人类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一句话，如何顺应全球时代，实现“人类共一”，便成了 21 世纪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中之重。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全球文明第二届世界大会、也就是本次大会的主题。所以，我们这次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并通过《建议联合国大会讨论成立世界联合政府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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